鲁迅和李大钊关系很好。
1、鲁迅在1933年5月写的《〈守常全集〉题记》中,一开头就追忆了他和李大钊相识的情景:“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,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《新青年》的集会上,这样就算认识了。”他们的战斗友情,主要就是在这一段时期建立起来的。
用鲁迅的话说,他和李大钊是“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。”同为《新青年》杂志的撰稿人,他们以手中的笔为武器,在《新青年》这个阵地上不遗余力地进行着反帝反封建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战斗;他们之间互相信任、互相支持、互相尊重、互相关怀,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。
2、当李大钊要把《新青年》第六卷编辑成《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》的时候,编辑部内部出现了赞成与不赞成的争论。 鲁迅则认为这是时代的要求、历史的责任,并在这本专号上发表了四篇“随感录
不仅在思想观点上支持李大钊,对于李大钊的道德品质和人格风范,鲁迅也推崇有加,正如他在缅怀李大钊的文章中所写的那样:“守常先生……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:诚实,谦和,不多说话。?
《新青年》的同人中,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、扶植自己势力的人,但他一直到后来,绝对的不是。 ”寥寥几句话,把李大钊胸襟开阔、光明磊落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。
3、鲁迅热烈赞赏李大钊的革命前驱精神,李大钊也十分看重鲁迅作品抨击旧思想、改良社会的价值。1923年8月,鲁迅的小说集《呐喊》出版后,即以一本见赠李大钊。李大钊细读了全书后,非常赞同鲁迅在作品中表达的观点。
他把书拿到家里去,亲自讲授给孩子们听:讲阿Q的愚昧、讲假洋鬼子的可憎、讲狂人为什么要喊“救救孩子”……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,以实际行动积极支援李大钊的斗争。?
4、1926年3月18日,北京两百多个团体、十万余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集会,抗议八国通牒,这是在李大钊的领导下由中共北方区委发起组织的活动。
这次游行遭到段祺瑞政府军警的血腥镇压,当场开枪打死打伤200多人。刘和珍、杨德群等惨遭枪杀,李大钊也负了伤,之后又被反动政府通缉。
这时鲁迅毅然旗帜鲜明地同李大钊并肩战斗,写下了《可惨与可笑》、《纪念刘和珍君》等文章,称“三一八”是“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”,对敌人的暴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,对死难烈士表达了深切的哀悼,同时还高度赞扬了李大钊那种临危不惧的精神。
5、“三一八”惨案后,李大钊和鲁迅相继被段祺瑞政府通缉。为此,鲁迅只好离开北京,南下厦门和广州。在南方,鲁迅仍十分关心留在北方坚持革命斗争的李大钊。
有一天,鲁迅在广州遇到一位从北京来并熟知李大钊的青年,一见面便急切地问:“守常先生还好吗?”当得知李大钊还在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工作,鲁迅真诚地赞扬他不愧为革命事业中的中流砥柱。
1927年李大钊慷慨就义后,鲁迅感到痛失手足,哀彻肺腑,他陷入了深沉的回忆中:“椭圆的脸,细细的眼睛和胡子,蓝布袍,黑马褂,就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,其间还隐约看见绞首台……”,从中足以见他对李大钊的真挚感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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